QDII全考查 基金出海毕竟是扬帆如故折戟

而对于暂停赎回,完善公募基金暂停赎回机制,一位基金经理负责投资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而南方基金有关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  此前最后一家获批的中资基金管理公司要追溯到2006年5月8日成立的中邮创业基金,浙商基金成立

  ⊙济安金信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本报记者 旷 野 北京报道

  宁鹏 朱依依

  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
王群航[微博]

  日前,又一家基金公司获批QDII外汇额度。今年以来,随着外管局重启境外证券投资额度审批,已先后有两批基金公司申报的QDII外汇额度通过审批。

  2011年4月19日,中资公司富安达获批成立,成为2011年获批设立的第一家基金公司。

  7月31日,微信圈里流传:某合规和风险控制委员会开会,其中的一个议题是讨论暂停赎回,主要内容有:“会议普遍认为,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暂停赎回是正常、合理的选择。部分合资基金公司外方股东直接要求公司暂停赎回。会议建议,完善公募基金暂停赎回机制。”

  上投摩根基金公司市场部总监朱戈宇表示公司已申报一个主动投资型的QDII产品。而南方基金有关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我们有计划申请一款指数类的QDII产品。”另据本报记者了解,今年年内就将有基金公司正式发行新的QDII产品。

  2010年9月28日,浙商基金成立。

  8月7日,某大报刊文《基金公司紧急辟谣“限制减仓”》,对于前期某传言进行了澄清。很好!而对于暂停赎回?不知上述传闻是真是假,反正,在公募开放式基金市场中这么严重的一个说法,我至今没有看到任何辟谣。

  这只拟在年底新发QDII产品,拟聘任两位基金经理,一位基金经理负责投资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另一位则既负责研究也负责投资海外企业。据公司透露:暂不考虑聘请境外投资顾问。

  此前最后一家获批的中资基金管理公司要追溯到2006年5月8日成立的中邮创业基金。

  一、基金公司作为利益既得方应该会积极推动此事

  两个人,数十亿美元,海外市场,欲将这三者拼凑成一个投资神话,也许你会感到惊讶。其实这种“两人一基金”的模式在QDII业内并不是首例。

  期间,新发的7张公募基金牌照皆被收归合资公司囊中。

  回顾中国基金市场的发展历程,基金公司经常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模仿国外的一些做法、搞一些所谓的创新,例如:2005年,有公司提出了并行收取基金销售服务费的建议;2006年,复制和分拆曾经风行一时,等等,这些做法,笔者当时都是最早提出反对意见的,因为那些做法或涉嫌侵害投资者利益、或对于基金行业的长远健康发展无益。

  除华安基金公司之外,目前已有9家国内基金公司发行了9只QDII(名录见图),其中仅有1/3目前累计净值超过一元,外界对此声讨不断,但是很少有基民完全了解每只QDII背后的内容。

  或许,这些变化微妙地折射了监管层对合资公司看法的转变。

  基金公司作为最大的利益既得方,想积极推动暂停赎回,这种做法可以理解。而投资者作为被动的规则接受方,仅有的应对策略就是:不投资。投资者的明智应对措施,已经在当前的市场上有着鲜明的显现:(1)老式封闭式基金,现在剩下几个?当初为中国公募基金市场发展增加立下或汗马功劳的老封基,现在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因为封闭,因为上市折价。(2)近几年,有些基金公司在不断地尝试拉长开放式基金的封闭运作周期,产品类型主要是债基,期限主要是一年,且多数不敢上市。这些产品目前的数量极少,为什么?因为封闭。(3)私募基金基本上都是封闭运作、流动性不好的,发展的情况如何?公司的数量达到公募基金的几十倍,合计资产管理规模仅为公募基金的几分之一。

  在QDII逐渐升温之际,本报记者通过调查采访,试图展示行业全景。

  【供求关系催生合资变局】

  之前,就已经有基金公司在搞“暂停申购”,并给出了一些美妙的借口。由于这些基金多为业绩表现领先的基金,市场也就基本上默认了。现在,传基金公司又开始琢磨暂停赎回这件事情,如果任其发展下去,那么,开放式基金就会成为一大堆变相的封闭式基金。合适吗?利益既得方依然在孜孜不倦地找机会尝试推动原本天然具有自由赎回机制的开放式基金搞暂停赎回,似乎不太合适吧?

  几十亿美元背后站了多少人?

  “公募基金合资项目不好谈了,目前合资项目谈判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合资双方在公司的定位、业务上有争议,还涉及在协议中谈妥QDII、QFII的利益,需要在表决事项上反复商量。”某基金业资深人士近日向《机构投资》证实。

  二、市场中的实际情况让我们推理出反面的结论

  如今,9家基金公司都已设有专门的海外业务部来负责QDII产品的投资和研究,不过部门内有多少员工却是2到20不等。

  而合资项目山重水复的背后,是供求关系的转变。

  

  从投研模式上看,这9支基金系QDII可以分为三类。海富通、交银施罗德、上投摩根以及华宝兴业四家合资基金公司均直接聘任外方股东作为境外投资顾问,QDII投研以外方为主导,自身投入较少;另一类则是在投研上内外结合,既大力发展本土团队,也寻求外部协助,例如嘉实、南方和华夏,这三家基金公司从资产规模和综合实力在国内属于第一梯队。

  2002年到2005年,合资基金曾走过一段“只若初见”的甜蜜。

  (一)投资者的市场敏感度差别较大

  上述的“两人一基金”的模式则是第三类,目前工银瑞信全球与此类似,无境外投资顾问,同时专注于海外市场的研究员较少。

  据当事者回忆,合资项目在此阶段一般谈半年就能批下来,外方也并不追求对公司管理权的控制,只要求在董事会上拥有充分的表决权和发言权。

  第一,作为中国专业研究基金市场最长的人,根据我多年以来的了解,如果是普通基民,由于他们不是股民,他们绝大多数不看实时股市行情,基本上都没有专业分析能力,二级市场敏感度很低,不会有集中赎回的情况发生,仅有少数人会后知后觉地陆陆续续做一些赎回。总之,散户基民的一致集中行动概率很低,基金公司完全不必高度防范他们做出短期集中赎回的可能性,

  如果没有特别的人员配备,公司内的研究人员不可能覆盖到全部海外上市公司,一个QDII基金经理只能依赖外部研究报告来了解投资标的。

  幸福往往是短暂的。2005年到2006年,外资的胃口变大,希望能够派驻总经理,控制整个管理团队。

  但是,如果某些基金的销售渠道太过于集中,责任就完全在于基金公司自己了,如果做不好渠道服务,就应该自罚,而不是得罪渠道,并嫁祸于投资者。

  工银瑞信基金公司的有关人士介绍:“目前由2位基金经理负责,同时研究团队有16名研究员在做宏观、策略、行业和个股研究。”

  外方对待合资心态转变的原因有二:首先,外资的最高持股比例从最初的33%提高到了49%,股权比例的提高让外方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有了更高的参与愿望;其次,中资机构对外资合资方的渴求,导致了供求关系的失衡,典型表现为外方的“一女多嫁”。

  第二,机构投资者大都市场敏感度很高,会做择时。至于基金公司如何应对,各个公司的机构客户服务部门自有应对措施。前期,上海那个合资公司让某基金的日净值损失幅度超常理地在17%左右,已经给行业做出一个如何克服暂时性、突发类、单点型巨额赎回的“良好”应对示范了,并且“十分成功”——即使有涉嫌侵害普通投资者合法利益。这其中,更多的责任在于基金公司的合法、合规意识。

  这16名研究员并不是专为QDII提供研究服务,仍然以研究中国企业为主。

  以2005年成立的交银施罗德为例,交通银行作为国有第五大行,在结姻施罗德之前,与富达、汇丰等外资机构的谈判皆以不欢而散收场。双方的分歧,源自富达、汇丰等都追求控股,而汇丰不仅追求控股,还希望能够“一参一控”。

  (二)基金公司自己的常规风控做得如何?

  另外,据工银瑞信介绍,“我们已经实现国际一流的全程量化分析管理,并引入了瑞信独有的股票估值与分析系统,与瑞信全球超过400人的资深投研人员积极互动。”

  在这波外资被疯狂追捧的合资浪潮中,即使是“老十家”的富国、嘉实,也按捺不住寂寞,分别找到蒙特利尔银行、德意志资产管理公司参股。

  基金公司认为“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暂停赎回是正常、合理的选择。”的确是这样吗?根据基金的二季报数据和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的统计,以截至今年6月12日股市行情最高点时绩效领先的前10名主动权益类基金为例,我们可以看到:

  投研力量投入最大的要数嘉实海外股票、南方全球精选以及华夏全球这一类内外结合的QDII。

  风水轮流转。2007年后供求关系再度变更,合适的中方机构已经很难找。加上外方主导的基金公司经营状况整体不如人意,业界对合资的预期已悄然改变。

  (1)它们前10大重仓股的平均集中度为62.72%;如果从净资产的角度来看,最高一只基金的重仓股集中度为94.29%。很高!

  南方基金的有关人士表示:“目前公司专设有国际业务部来负责QDII产品的投研工作,工作人员有十几位,同时还有香港子公司以及外聘的境外投资顾问威灵顿协助该部门进行策略及个股的研究。”

  外资已经很难在公募基金合资谈判中予取予求。